硅谷富豪开始撒钱

硅谷科技富豪以股权捐赠、公益基金和赠股等方式参与慈善，将财富分配嵌入企业资本结构。Anthropic设公共利益基金，马斯克拟赠股儿童，戴尔夫妇注资投资账户。此举体现有效利他主义与长期主义，强调资源高效配置。但争议在于：技术收益的分配权是否应由少数人掌控？普通人能否共享技术产权与决策话语权？文章指出，私人慈善无法替代公共财政与民主制度，真正的公平需建立在所有权共享与集体决策之上。

十多年前，一个年轻帅气、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男青年站在杂货店的货架前，犹豫着要买哪一种早餐麦片。他心里算着，如果坚持一年购买更便宜的品牌，省下来的钱，是否足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？

这个人就是英国哲学家威廉·麦卡斯基尔。他后来成为有效利他主义（Effective Altruism）的重要倡导者。这套思想的核心是，将有限的资源投入能够产生最大社会效益的事情，并尽可能通过理性分析和效果评估，让每一笔钱帮助更多的人。

如今，有效利他主义已经成为硅谷科技圈一股颇具影响力的思想潮流。尤其对AI领域部分创业者和投资人而言，他们相信，技术进步不仅能够创造巨额财富，也可能带来关乎人类未来的重大风险。如何确保AI安全，如何应对技术对就业和社会结构的冲击，开始成为这群科技精英关注的议题。

美国新一代科技富豪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。即将成为下一个史上最大IPO的AI公司Anthropic在上市前一周宣布了一项特殊安排：将公司5%的股份投入新设立的Anthropic Public Benefit Fund。按照外界对其IPO估值的预期，这部分股权潜在价值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，但这并非一笔已经兑现的现金捐款。基金还可以在董事会酌情决定下，随着公司估值增长而获得更多股份。具体估值基准和治理安排，Anthropic表示将在后续披露。

消息次日，世界首富马斯克便在X上表示，计划从2027年开始，向美国每个孩子赠送一股SpaceX股票，并称这只是“许多计划中的第一步”。按照美国约7200万名未成年人的规模，以及SpaceX股票当时每股约146美元的价格估算，这项计划潜在价值约105亿美元。

这些通过技术创造出巨大财富的富豪们，正在声势浩大地关心人类命运，他们企图通过慈善行为来为他们的财富攫取提供正当性。这些做法区别于传统的慈善行为，不是简单的把财富作为资源直接回馈社会，就像过去富豪们热衷捐款、捐物资、建学校、建图书馆一样，他们往往选择具有长期潜在回报的社会问题，设定可衡量的目标，通过资本、技术和人才放大影响力，允许失败，并根据结果调整资源配置。

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像在做风险投资？

而这正是基于有效利他主义的核心，资源应该流向能够产生最大社会效益的地方。但问题是，技术进步的收益与风险并不总是由同一群人承担。一项AI技术可能显著提高社会整体生产力，也可能让一部分劳动者失去工作。单纯计算技术带来的总收益，并不能回答损失应该由谁承担，增长的成果又应该如何分享。

这也把问题引向了更深一层：当少数企业掌握了AI模型、算力和资本，普通人是否只能等待企业或富豪决定如何补偿自己？他们能否参与技术创造的财富分配，甚至成为这些财富的拥有者？

当捐赠成为企业资本结构的一部分

10月26日，Anthropic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（S

EC

）公开递交招股说明书，计划以股票代码ANT登陆纳斯达克。据市场机构和投资者估算，其IPO估值可能达到1.5万亿至2万亿美元。如果这一估值实现，Anthropic有望刷新全球资本市场IPO纪录，这家公司甚至超过了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全年生产总值。

Anthropic在招股书里提到，其正在开发的AI技术可能对人类构成灾难性或者存在性风险。文件显示，公司各位联合创始人已作出承诺，将个人所持 Anthropic 股权的 80% 用于慈善事业。今年1月，创始人阿莫代伊在一封公开信里谈到，富人有责任帮扶那些会被人工智能时代抛下的劳动者及其家庭。

如前文所述，Anthropic在招股书公开前一周提出设立公益基金，但是该基金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设立，而非传统的非营利组织，以便在不同捐赠方式之间保留灵活性。公司同时表示，基金持有的股权不会用于游说或政治捐赠。

同样缔造过史上最大规模IPO之一的马斯克，对Anthropic的安排并不认同。在Anthropic公布公益基金计划后，他直接在相关帖子下回复：“我建议直接把股份给公众。”于是，马斯克提出了他的股票赠送计划，但这是一项个人承诺，目前尚未公布具体实施细节，包括受赠儿童的资格范围、股票转让方式和是否设置锁定期等。

与Anthropic通过公益基金统一管理股权不同，马斯克提出的是直接向公众分配企业股份。受赠者得到的不只是一次性现金，也将成为SpaceX的股东，分享公司未来可能产生的资本收益，同时承担股价波动的风险。

马斯克的承诺也有一个特殊背景。2026年6月，SpaceX完成上市，成为当年全球资本市场最受关注的IPO之一，募集资金约857亿美元。公司上市后，马斯克持有的股份有了更明确的市场定价。此次他提出赠送的，是个人持有的SpaceX股票，并非SpaceX公司直接拿出资金。

在马斯克之前，SpaceX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格温·肖特韦尔也曾作出类似安排。2026年7月，她与丈夫承诺向超过200万名儿童赠送SpaceX股票，主要面向德州低收入家庭。按照当时股价估算，这笔捐赠价值约3.2亿美元。报道显示，这部分股份约占肖特韦尔持有或有权购买的A类股票的五分之一。她的捐赠规模远小于马斯克，但同样选择了直接转让企业股权，而非捐出现金。

相较Anthropic和SpaceX而言，戴尔科技创始人迈克尔·戴尔的做法就要直截了当的多。他与妻子苏珊·戴在去年承诺捐赠62.5亿美元，为美国2500万名儿童的投资账户各注入250美元。这些账户属于美国政府推出的特朗普账户计划，旨在为儿童建立长期投资账户。戴尔夫妇的资金主要面向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地区儿童。

与马斯克赠送SpaceX股票不同，戴尔夫妇承诺的是现金资金，通过家族慈善安排进入儿童账户，并非戴尔科技公司直接拨款。账户资金将用于长期投资，孩子成年后可以获得相应资产。这种方式将慈善捐赠与个人资产积累结合起来，受益者获得的不只是眼前的救助，也有机会分享资本市场的长期回报。

把这几笔捐赠放在一起看，我们可以发现，硅谷科技富豪的慈善方式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。

首先，捐赠的资产从现金扩展到企业股权。戴尔夫妇拿出现金，马斯克和肖特韦尔选择转让SpaceX股票，Anthropic则将公司股份放入公益基金。股权的价值会随着企业发展而变化，捐赠的规模也因此与企业未来的增长联系在一起。

其次，捐赠的时间点有所提前。传统慈善往往发生在财富积累之后，富豪将已经兑现的财富转移给基金会或非营利组织。Anthropic的做法则是在公司仍处于高速增长、尚未完成IPO时，就把一部分股权纳入公益安排。捐赠不再只是财富终点的分配，也开始成为企业资本结构的一部分。

再者，受益方式不再局限于传统慈善机构。戴尔夫妇将资金注入儿童投资账户，马斯克提出直接向儿童赠送股票，Anthropic则为未来向特定群体分配资金留下空间。受益者有机会直接持有资产，参与企业和资本市场的长期增长。

这种变化也不只是少数富豪的个人选择。OpenAI的公司架构提供了另一种参照。2025年完成重组后，原有非营利机构更名为OpenAI Foundation，并持有营利性OpenAI Group约26%的股权。按照当时的估值，这部分股权价值约1300亿美元。基金会还保留了对OpenAI Group的控制权，可以任命和更换董事会成员。这并非某位创始人新近捐出一笔财富，而是通过公司治理结构，让非营利组织持有商业公司的权益，并参与企业方向的决策。

谁决定普通人的财富分配

富豪热衷慈善并不是新鲜事。1889年，钢铁大亨安德鲁·卡内基发表《财富的福音》，提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观点：“拥巨富而死者耻辱。”

在卡内基看来，工业社会必然带来财富集中。少数人凭借商业能力积累巨额财富，本身并非坏事，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财富最终如何处置。他反对富人将财产留给后代挥霍，也不赞成等到去世后再将财富捐出。他主张，富人应该在有生之年承担起财富管理者的责任，将私人财富用于兴建图书馆、大学、医院等公共事业，让财富转化为社会资源。

这套理念为美国现代慈善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。此后，洛克菲勒、福特等工业巨头相继建立大型基金会，私人财富开始以制度化的方式进入公共领域。一个延续至今的逻辑也由此形成：财富可以由少数人创造和占有，但富人有责任决定如何将其中一部分回馈社会。

一个多世纪过去，这套逻辑正在发生变化。

传统工业巨头的慈善，主要围绕财富积累之后的社会回馈展开。他们通过捐赠建设学校、医院和公共设施，改善公共服务。但今天的科技富豪面对的情况有所不同。他们创造的技术本身，就可能成为改变财富分配和社会结构的力量。

尤其是AI。它不只是一个新的商业赛道，还可能改变企业的生产方式、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，重新调整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。这也让科技富豪对慈善有了新的想法，他们认为自己不仅有权决定钱怎么赚，还应该有权决定钱怎么花，以及社会应该优先解决什么问题。

这种想法背后离不开硅谷长期存在的一种技术乐观主义，相信技术创新能够解决社会问题，也相信拥有专业知识、资本和执行能力的少数人，能够比传统机构更有效地推动社会进步。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，企业家不仅是财富创造者，也被赋予了社会问题解决者的角色。

有效利他主义（Effective Altruism）进一步为这种角色提供了方法论。它强调，行善不能只看捐赠者的主观意愿，还要衡量资金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实际效果。不同慈善项目之间应该进行成本收益比较，资源应当投向能够产生更大社会效益的领域。这套理念将科学研究、数据分析和投资回报式的评估方法引入慈善决策。

长期主义（Longtermism）则把这种思考延伸到了更遥远的未来。它认为，未来世代的利益同样值得重视，人类当下的选择可能影响未来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命运。威廉·麦卡斯基尔在《我们欠未来什么》中系统阐述了这一观点。按照这一逻辑，人工智能失控、重大技术风险以及人类长期生存等问题，可能比许多眼前的社会问题具有更高的优先级。

两套思想结合起来，改变了慈善资源的配置方式。捐赠者不再只是将钱交给传统慈善机构，再由受赠方决定如何使用，而是试图像投资人一样介入整个过程：寻找值得解决的问题，判断技术路径，筛选执行团队，衡量项目效果，并根据实际进展持续投入。

这也是所谓“慈善资本主义”（Philanthrocapitalism）的核心特征。它将商业世界的管理方法、绩效标准和投资逻辑带入慈善领域。慈善不再只是财富从私人账户向公共领域的转移，也开始成为一种主动配置资源、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方式。

因此，科技富豪的慈善行动并非完全发生在商业之外。它与他们的财富来源、产业利益以及对未来的判断紧密相连。Anthropic将部分股权投入公益基金，是对AI社会影响的一种回应，也是在公司资本结构中提前安排未来收益的分配方式。马斯克提出向儿童赠送SpaceX股票，同样试图将个人财富与公众分享企业增长联系起来。

但这是当富豪开始主动参与社会财富分配时，究竟是谁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力？

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罗布·赖希在《Just Giving: Why Philanthropy Is Failing Democracy and How It Can Do Better》中提出，大型私人慈善基金会并不天然符合民主价值。它们可以将私人财富转化为公共影响力，却不必像政府一样接受选举、公共审议和同等程度的问责。捐赠者不仅决定拿出多少钱，还能够决定哪些问题值得优先解决，哪些研究应该获得资金，哪些群体应该首先受益。

这恰恰是科技慈善最值得警惕的地方。创造财富的能力，并不天然等于决定公共利益的资格。一个人可以凭借商业判断成为亿万富翁，却未必因此拥有判断整个社会发展方向的正当性。尤其当AI可能影响数以亿计普通人的工作、收入和生活时，技术所有者通过私人基金会和公益项目参与分配，无法替代更广泛的公共讨论与制度安排。

普通人参与财富分配，通常要经过税收、财政预算、公共政策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。这些机制虽然不完美，但至少存在公共讨论和制度约束。而私人慈善基金会的决策权高度集中在捐赠者及其管理团队手中。富豪可以凭借自己的财富，选择资助什么技术、支持什么研究、解决什么问题。其影响力甚至可能延伸到政府政策和产业发展。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：技术进步越可能影响所有人，决定技术发展方向的权力却可能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。

AI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最终归谁所有？

分钱也好，分股份也好，需要先厘清的是，私人慈善与公共财政始终不是同一种资源配置机制。

公共财政通过税收形成，预算支出原则上需要经过立法程序、公共讨论和审计监督。政府决策可能迟缓，也可能低效，但至少存在相对明确的公共问责渠道。私人慈善则不同。捐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设定基金宗旨，决定资金投向和受益对象，也可以调整甚至终止项目。即使资金用于公共事业，决策过程也未必向公众开放。

政治学者罗布·赖希讨论过这一问题。他指出，富人能够通过慈善捐赠将私人财富转化为公共影响力，却不必像政府一样接受民主程序的约束。慈善规模越大、影响越深远，私人财富对公共议题的塑造能力就越值得审视。

AI时代，这一矛盾被进一步放大。Anthropic这样一家AI公司参与决定技术变革造成的损失应该如何补偿时，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受影响的劳动者？马斯克提出向儿童赠送SpaceX股票，也试图让公众分享企业增长的收益。但对于没有获得股票的人，以及可能因技术变革失去工作和收入的人，这种安排又谈何保障？

我想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AI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最终归谁所有。如果新增收益主要转化为企业利润和股东回报，那么事后再通过慈善捐赠拿出一部分财富，并不能解决整个社会如何分享技术进步成果的问题。捐赠可以帮助一部分人，却不能替代劳动保障、税收制度和社会福利体系，更不能改变财富创造过程中已经形成的所有权结构。

有效利他主义强调通过理性计算和效果评估，让有限资源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。但当技术企业既是变革的推动者，也是相关风险的参与者，捐赠者与受益者之间就未必拥有相同的利益诉求。单纯计算哪种方案能帮助更多人，未必能回答什么才是公平的。

比如，一家超市引入AI收银系统，减少了人工收银岗位，经营成本下降，利润随之增加。随后，企业拿出一笔钱资助被替代员工参加职业培训。从慈善效果看，这笔钱或许能够帮助一部分人重新就业，甚至比直接发放补贴帮助更多人。但对失去工作的员工来说，他们需要的可能是失业期间的收入保障、转岗机会，也包括参与企业技术改造和岗位调整的权利。企业可以计算培训项目的投入产出，却不能仅凭这套计算，就替员工决定什么样的补偿才算合理。

这让我想到前两天，以太坊联合创始人Vitalik Buterin在《硅谷101》的播客节目中，也谈到了技术发展、安全与权力分散的问题。作为加密货币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，Vitalik长期关注去中心化技术及其社会价值。他提出的d/acc，即防御性加速主义，主张继续推动技术进步，同时优先发展能够增强社会防御能力的技术，让更多人拥有保护自己的工具，而不是将安全完全寄托在少数中心化机构身上。

他以防疫为例。如果担心AI帮助人制造危险病毒，一种办法是限制最强大的模型，阻止它提供相关信息；另一种办法则是发展病毒检测、空气过滤和疫苗研发能力，让社会在风险出现时能够更快发现、更有效应对。前一种思路试图控制危险能力，后一种思路则希望把防御能力交到更多人手中。

如果将这种思路延伸到财富分配，普通人需要的不只有技术进步之后的补偿，更应该包括分享技术进步收益的所有权，以及参与决定技术发展方向的权利。